这一年，许多事始料不及。我们选择记录一些个人和群体，他们不是显赫之人，性格并非无懈可击，可他们被卷入时下潮流的这件事，可能是他们一生中的壮举。
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上，作家残雪位列三甲。在严肃文学没落的今天，这位不混圈子的少数派迎来了被公众关注的意外时刻。
这一年，饭圈女孩“破圈”而生，向主流世界展示了她们意义含糊的影响力。
因为一次有代价的见义勇为，“路人甲” 赵宇见证了司法实践与社会心理的碰撞。年终，他登上了颁奖台，是结束，也是新生活的开始。
“有钱人的生活，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且枯燥”成为这一年的流行语。它源自朱一旦，这位土味富豪戳中了年轻人，而对他来说，这只是枯燥生活中的一次偶然。
这一年，引领中国新生活方式的事件非属上海的垃圾分类不可。引导员中不乏回沪知青的身影，时隔四五十年，他们再一次响应国家动员。
当然，不应该忘记，养猪大县广西博白，一个养猪户是怎样度过这样一个不平凡的“猪”年。
2019年行将结束，可只要瞥见那潜伏在喧腾表象下的真实，“无名之辈”就总会被认出来。
人有所忘，史有所轻。岁月为名。
三个塑料袋子，搭在一个卷发女人的两指上。上海的夜里下着冷雨，弄堂尽头的垃圾桶边，女人一手撑着伞，另一只手往前一伸，露出的戒指亮闪闪的。垃圾袋子被另一双冻得乌青的手赶忙接过去。湿垃圾要破袋检查。春梅拉开袋子，掏出一个塑料盒，迅速掰开，菜蔬立马滚进了湿桶，盒子被丢在干桶。“搞错了呀！这个秋葵刚买的！”卷发女人讲一口上海话，一脸恹恹的样子，埋怨这双手，哪能这么没脑筋，把另一个袋子里的新鲜秋葵，当成了垃圾。春梅一时不知所措了，拿着火钳，把垃圾桶里的秋葵夹过来，夹过去。春梅今年七十岁，一头短发，两颗坏掉的门牙往外翻，咬字有点不清爽，是个好脾气的老阿姨。垃圾分类实行后，春梅成了弄堂里的引导员，早晨六点半钟，就提着一个火钳、一副橡胶手套出门，赶在规定的投放时间之前，打开垃圾厢房，引导居民垃圾分类。六个月以来，春梅这双手，每天要跟不同的手打照面。有的十指修长，指甲盖修剪得圆圆的，戴着的手镯和链子叮当作响；有的指关节粗大，青色的经脉凸起，显得强劲有力；有的皱皱巴巴，长了灰指甲，五指不听使唤，伴着手腕微微颤抖。它们大多保持一个姿势——拇指和食指肚捏住塑料袋的底部，三根手指翘起，变质了的死鱼、扎成捆的枯萎花枝、一截一截的苹果皮、一整袋坏了的面粉、过期的药片、老人吃剩的三精牌口服液小棕瓶，连着弄堂里的秘密，便在“刷刷”声响中抖落出来。2019年7月1日，上海实施强制垃圾分类。这不亚于一场生活的革命。为此，这座城市配置了1327辆湿垃圾车、3084辆干垃圾车，还有如春梅一样的志愿者。按照上海市政府的规划，到2021年，志愿者人数要达到100万。在这场运动中，春梅的弄堂鲜少被提及。那是一个快被遗忘的旧世界，留在弄堂的，大多是打工的外地人，要么就是等着拆迁的上海老人。而垃圾厢房边的引导员，很多又是当年的回城知青。近半个世纪前，他们响应国家号召，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错过了这座城市的三十年。如今，在这场改变2400多万人日常生活的运动中，暮年的他们再一次被动员起来。雨夜，春梅在湿垃圾桶里挑出居民丢错了的干垃圾。程静之 摄夏天的雨，冬天的风，一日四个钟头，处理几十户人家的垃圾。哪个袋子里有嚼过的西瓜皮，哪个袋子里是敲碎的鸡蛋壳，哪个袋子里躺着什么牌子的红酒，引导员们划破垃圾袋，在形形色色的垃圾中，瞧见了不同人的生活。不仅不讨好，这还是个得罪人的事儿。新昌路345弄的秀英遇上讲什么话的都有。打了一辈子光棍的七十岁老头，本是邻居，早起买菜都要打招呼的。政策实行后，老头第一次来丢垃圾，过了规定的点，不让丢，差点都要打架了。“闲的无聊，要你看什么垃圾，又不是金库！”老头和秀英一下子闹翻了脸。秀英住的这条弄堂，是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建筑，黑漆木门，红砖外墙。弄堂不宽，一扇门背后有十几户人家，没有卫生间，各家各户都用小痰盂。如果遇上扎得结实的黑色垃圾袋，秀英就要留意了，“你这是什么东西，看一下。”垃圾有什么好看的，对方坚持说。秀英过后拿刀剪开来，一个包，一个包，大便都是有的。有些垃圾就想避开秀英的眼珠子。有一次，秀英去买个包子，一眨眼的功夫，一包垃圾躺在湿垃圾桶里，扯开一看，全是用过的卫生巾，“要死的，今天真是触霉头”，秀英一块一块捡出来，自己生着闷气。新政初期，垃圾丢得乱七八糟，不知何时就从窗户掉下来，走路都是要担惊受怕的。住在弄堂里的饭店洗碗工、宾馆服务员，经常错过投放时间，次日一早，垃圾房外和弄堂角落堆满了外卖盒、酒瓶子、香蕉皮，能装大半个垃圾桶。上海人的夏天离不开海鲜。大闸蟹、贝壳、鲜虾，吃剩的外壳、绑螃蟹的绳子、抹了嘴的餐巾纸，总是混迹在湿垃圾里面。垃圾桶像炸开了臭气弹，那种味道，戴上口罩也盖不住。一名六十来岁阿姨的夏天是在各种吵声中度过的。她住在垃圾房的斜对面，那里白天吵个没停，端午节吃过的粽子叶，啃过的玉米棒，敲碎的核桃壳，宠物的粪便，总是搞不清是什么垃圾。早晨，这名阿姨要快一点去买菜，赶在九点之前，把折下的烂叶子丢进垃圾厢房。房子面积小，家里再备个垃圾桶，来回走路都要踢到。上海人讲，什么事都是头三脚难开。一开始，嘉德里弄的福娣也不理解，为啥要干湿垃圾分开来，后来居委会上课，2018年，环保部发布“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排名”，全上海市一年产出899.2万吨垃圾，位列全国第二，仅次于北京，按每天2.47万吨的垃圾产生量计算，十四天下来，要堆浦东金贸大厦那么高，“这是蛮厉害的”。福娣的弄堂算是老城厢，要动迁了，更加难管理。这里老人多，还有借房子的钟点工、水泥匠、快递小哥、房产中介。因为垃圾分类，什么人什么脾气性格，她摸得一清二楚。开棋牌室的上海中年男人，丢垃圾最不老实，剥开的柚子皮、过水的茶叶，总夹杂着吃剩的香烟头，要福娣一个一个挑出来；亭子间的独居老人，中风后两只脚尖向内勾着，走路一蹩一蹩，他老婆借了邻居的钱做生意，亏了本，没面子，再也不到弄里来，留他一个人，每天在外面吃盒饭，干湿垃圾却分得最为清爽；戴八角帽的七十来岁老头，退休在家，年近三十的闺女没对象，一家三口还挤在一起住，老人闲来没事，养了只小猫，每日固定扔两个猫罐头，是可回收垃圾，不能丢在干垃圾桶里，福娣却怎么也跟他讲不通。弄堂对面，高档小区里又是另一种光景。一个胖乎乎的律师，五十来岁，每天上下班有司机接送，垃圾也由司机带下来，却一直没有分类。阿姨们起了个早，去逮律师的车子。“我做律师的，是不管这些事情的！”律师语气里夹带着傲慢。后来，他索性让司机绕到另一个垃圾点去投放了。香港丽园的柳阿姨可不管对方什么身份。小区里的一个温州老板，提个桶子，“哐嗤”一倒，说什么也不睬，阿姨们直接上门找他儿子，说得那个年轻人不好意思。柳阿姨也是知青，四十多岁下了岗，到社区里做居委会工作。“我是比较关心国家大事的人”，讲这个话时，柳阿姨一脸严肃。去年11月6日，国家领导到了嘉兴路街道，提出“垃圾分类是一种新时尚”，柳阿姨就把这当做要紧的大事，紧跟领导步伐，上午不舒服打吊针，下午还要去站岗，“这个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事情，多脏多臭，我也一定要把它做好！”她和另一名阿姨曾在14层发现两袋垃圾，里面有一个快递盒，单子上写的却是15层一户业主的信息，“这等于嫁祸于人！”阿姨们又把垃圾提了上去。垃圾分类志愿者中很多是老人，网友调侃，上海人每天都要接受老阿姨的灵魂拷问，“你是什么垃圾？”实际上，这份工作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以前干的工作都是很体面的，这个就跟捡垃圾是一样的。”一位志愿者阿姨说。弄堂里，承担这项任务的大部分是回城知青。北京西路附近的一名居委会工作人员说，这条弄堂里，知青志愿者有20多个，居委会有什么任务，群里一发，他们就会响应号召，轮流上岗。报纸、电视不停播报，马路边上随处可见垃圾分类的标语。这样大面的宣传，秀英在十八岁时遇过一次。工宣队戴着红袖章，在弄堂里敲锣打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广阔农村大有作为。”在那个用粮票、油票的年代，秀英为了不叫母亲作难，是家里唯一出去的孩子。她被分配到江西农村，插秧割稻，瘦到65斤。后来在当地嫁了人，除了一口上海话，也不觉得自己是个上海人了。和上海最后的联系，回城资格，在儿子16岁时给了他。干湿垃圾混成一袋，那个光棍老头又出现了。“文革”时，他是红卫兵的小头目，后来坐了20年牢，一辈子没结婚。老头讲话有点结巴，手指点到秀英脸上，“闲着要坐在这里，上海的钱都被你们外地人赚掉了！”秀英也不客气了，“侬搞搞清爽，阿拉也是上海人！侬瞧不进的，（别人）还瞧不进侬这种没有素质的人咧！”老头从屋里端出一盆水，“哗啦”一声，往秀英脚边的地上浇，吐了两口唾沫。上海弄堂的垃圾分类遇到不少困难，志愿者很多是回城知青。程静之 摄
从那以后，新昌路345弄的光棍老头再也不来丢垃圾了。他把垃圾一袋一袋挂在门外的钉子上，发臭了，只能由扫地工人帮忙取走。痰盂也往排水沟里乱倒，弄得秀英都要气死了。
垃圾厢房边上，66岁的秀英穿一件黑色的羽绒服，一头利落的短发，染成淡淡的黄色，脖子上系了一条薄薄的围巾。一个七十多岁阿叔，曾经支援边疆，去过新疆农场，走过来与秀英闲聊，你好大年纪了，还要做垃圾，跟他们斗？弄堂里的上海人，大部分都像秀英这样上了年纪。上海的冬天，下着冷雨。一个老太大清早就在弄堂里闲走，她的老爱人去世不到一个月。老太说，原本很神气的一个老爷子，突然之间胃疼，查出癌症，住院四个月后走掉了。之前，家务事都是老头做，老太光晓得吃就可以了。现在，老太连洗衣机都不会开，垃圾分类更要重新学。没人说话，她时常在垃圾厢房边向一名志愿者打听红烧肉的做法。新昌路的弄堂曾经住的都是有钱的资本家。秀英记得，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弄里就搞过垃圾分类。每个弄堂有一口大缸，湿垃圾就倒在缸里，饲养场的人每天来收走。干垃圾倒在一个砖头砌的洞里，装满后，工人用一辆大轮子的推车运走，再送到苏州河的船上去。那个时候，每个星期固定一天，家家户户拿出各自的工具，冲洗家门前的路。弄干净后，老人们再搬个藤椅出来下棋乘凉，秀英和小姐妹在弄堂里捉迷藏，跳橡皮筋，四五十岁时，她偶尔还会想起跳皮筋时唱的歌谣。离开上海几十年间，弄堂早已变了光景。老年代步车对面摆着送外卖的电动车，生锈的门环撞击出回响，上面横着高高低低的晾衣杆，挂着还没干透的被单。在外地的三十年光阴，秀英时常想念上海。插队时，谁从上海探亲回来，秀英马上盛一碗热饭，打开他们带回来的猪油罐子，两根筷子一挑，再滴一点酱油，呼噜呼噜吃下去。另一个志愿者阿姨说，下乡时，她只带了高中立体几何，决心考回来。刮风下雪的日子，想上海了，就站到黑龙江农场的暸望塔上眺望南方。秀英每年回家一次，家里慢慢有了嫂子，还有一大堆的孩子。妈妈给自己煎个荷包蛋，有些人的脸色就不好看了。姐姐也把她当作乡下人，抓着她枯草一样的头发，凑到鼻子前闻，“又偷了我的搽头油！”每次临走前，爸爸心疼她，买一盒抹脸的雪花膏，叫她带回去，姐姐就来查她的包，把雪花膏搜走了。
上海知青在江西。图片来源网络
儿子16岁回上海读书，寄住在大姨家，工作后有了对象，突然就有了孩子。秀英只能把江西的房子卖了，提前退休，回上海帮儿子带小囡（孙女）。弄堂里，只有上了年岁的人还记得她，“满满（小名）回来啦，好得很！小囡都养咧！”
头一个月，夫妻俩住在哥嫂家，夜里铺盖卷一铺，白天再收起来。邻居听了嫂子的闲话，说这个睡法，是不像样的。秀英火气来了，父母留下的老房子，说起来也是可以住的。两头闹得不愉快，秀英想，自己也六十多岁的人了，干脆住远一点，在345弄借了熟人的房子，18个平方米，每月租金1500元。重新融入这个世界并不简单。上海四五月的衣裳晾不干，秀英旁边的老阿姨晒衣裳，用了三根竹竿，秀英也要晾衣裳，用了原来房主的两根竹竿，就惹来不高兴了。往后秀英在人跟前走过，背后就有人讲，外地人房子借过来的。她的一个同学，也是知青，回来后邻居不怎么跟他讲话，跟父亲也不亲，他觉得自己就像弄堂里的隐形人一样。为了给儿子的房子付首付，秀英一天打三份工，保姆、宾馆仓库管理员，早上9点到下午1点又来做垃圾分类引导员，一天能多出60元补助。下了一个班，秀英回来咕噜咕噜吃点东西，歇两三个小时，又跑出门了。邻居说，又去打工啊。秀英说，不是呢，我就出去玩的。许多知青都错过了这座城市的三十年。春梅的哥哥去了新疆，大妹妹在黑龙江，爸爸有哮喘，叫春梅留在家里照顾。后来，工宣队敲锣打鼓到家里来，经常叫春梅爸爸去开会，春梅爸爸受不了了，叫她去，她就去了。1996年重回上海，棚户区变成了高层建筑，海伦路变得一点也不认识，除了从娘家到婆家，她一个人是不敢出去的，偶尔去南京路那边玩玩，都是妹妹陪着，自己就像刚进城的农民工。春梅去做钟点工，别人嫌年纪大了，到商店里站柜台，形象也不对了。后来，儿子得了脑溢血，差点成了植物人，花了几十万，“和阎王打了一场麻将”，打赢了。当时，居委会书记给她打过一个500元的红包，春梅一直感念在心。两三年前，书记让春梅做交通志愿者。春梅觉得居委会对她蛮认可，没多想就答应了。冬天站在路口，被冻得受不了，春梅让儿子买了条波司登的羽绒裤。春梅现在负责的小区被认为是虹口区最脏乱差的地方。老弄堂没有拆迁，一些居民埋怨“垃圾房子，还搞什么垃圾分类！”保洁人员做不下去了，留下一副烂摊子。书记找上门说，春梅姐，帮忙做两天，站在那里指导就可以了，没什么事的。春梅想，书记都给她开口了，不可能回绝的。没想到一接手，就这么一直做了下去。最初，居民不买她的账，不愿意破袋，嫌手脏，连个洗手的水龙头都没有。春梅去居委会反应，水还是没有。后来春梅就不多说话了，拿个钳子帮居民分类。“国家有这个规定，公民就有义务完成，早点给他们养成习惯，不要让国家的政策落实不下来。”她说。福娣比春梅回城早，但成为志愿者之前，和邻居讲不上话的。她在安徽种过两年地，后来进了纺织厂，遇到企业体制改革，下了岗。居委会主任找上门，问能不能协助一下社区工作。福娣觉得书记没把她当外人，在家闲着也是没用，不在乎工资少。福娣回来后，也是借的房子，就在垃圾厢房边上，后来弄堂搞垃圾分类，居委会的书记说，做引导员，你是最佳位置。福娣知道，从小在这里长大的上海人，谁干这个事？不像知青是吃过苦头的，懂得高低。福娣的弄堂里，一个69岁的男知青，热衷当志愿者，倒痰盂、乱贴小广告、邻里吵架，样样要管，后来被推选做队长，管理垃圾分类，直到不久前脑溢血死掉了。福娣说，他们这群人一辈子牺牲了很多。这是老天爷给安排的，命运就是这个样子。
光棍老头和秀英吵架那次，很多人都是看到的。一些人也批评老头讲得太过分，垃圾分类毕竟是好事，能够造福子孙后代的。实际上，秀英早就不生他的气了，但讲的是个面子，谁也不愿先打招呼。那几个月，因为垃圾分类闹出的事情，比秀英这里厉害的有的是。虹口区一个33岁的女子，平时是做法务的，连着袋子将湿垃圾一起扔进去，志愿者阿姨埋怨了几句，女子急了，掐住阿姨的脖子，阿姨当场就晕倒了。阿姨是安徽人，没和人起过冲突。老公也在小区里看垃圾房，两个儿子在上海做协管，一家人租的是小区一层一个十平米的房间，上下铺。一千多的住院费，女子现在也没出。弄堂里好几个志愿者都报过警，有的垃圾厢房还安了摄像头。这种事秀英倒是没遇到。她算是“服务行业”的老手。回上海之前，她在江西妇联，抓过计划生育，调解过夫妻出轨、婆媳矛盾，与之相比，垃圾分类难度要小得多。秀英摸索出了新办法。非规定时间，一个四五十岁的女人提了桶垃圾出来，“总不能又叫我提回去吧”。秀英守在垃圾房门口，笑笑不语。不一会儿，女人的老公又把垃圾提出来，秀英就跟他身后。男人说，你跟着我干嘛？秀英说，你要丢哪里，我就捡起来。男人说，算了算了，弄不过你。过两天，一个穿着格子衣服的光头男人，上午九点之后来丢垃圾，秀英说，我都站了这么久的岗了，你还要把垃圾倒出来。男人说，我就丢。秀英说，你不丢，就是给我面子，你要丢，也没办法，我就拎着站在这里。男人笑了说，好了，算你赢了，我拎回去。好多人站在旁边，笑着说，你弄不过这个阿姨吧。
上海宝山区淞南镇环卫所利用定点定时开放时间结合社区志愿者和物业一起，进行垃圾分类辅导。垃圾分类以来，小区的环境确实改善不少。原先，垃圾厢房附近的人家不敢开窗通风，怕苍蝇、耗子钻到家里。现在，他们也能透透气。湿垃圾也分得更清爽，错过了时间，投放在厢房外的垃圾也少了。春梅的垃圾房装了灯，她不用在脖子上挂个手电筒了。
春梅对这份工作很满意。“以前可能我只是一个外地人回来了，但是现在在这里管理”，她停顿了一下，“这也不叫管理，至少就是说，好像把我当成一个本地人看待。”能有一份事情做，春梅就格外珍惜。一天天下来，她的手都是痛的，要贴膏药。下雨这几天，春梅戴了两顶帽子，多穿了一条棉毛裤，雨水滴答滴答，渐渐渗到帽子里去，“再冷一些，我就买驼毛棉裤，买鸭绒棉裤……”雨停之后的一个下午，天上刮着微风，弄堂里一户人家突然着了火，恰巧是秀英家的方向。黑烟一下子弥漫了弄堂。秀英怕火顺着风烧到里面去，提着两个塑料袋子，慌忙穿过人群，消失在弄堂夹道的缝隙里。那个地方虽小，却装着她在上海的一切。秀英也算属于弄堂里的一号人物了。七八十岁的老人时常来喊她的老公，修个水龙头，换个灯泡。秀英的孙女果果，用小手去敲邻居的门，太太，给你请个安。老人就喜欢得不得了。秀英讲话也很客气的，看到年纪大的人下楼梯，就要提醒，当心一点啊。老人回她，晓得啦，谢谢侬。秀英的儿子结婚时，买来的喜糖要比别人的都好，用小花篮装着，精致好看，但能送去的人家，也不过十来户。有的人家说，你这个糖，老漂亮的，秀英听了，觉得十分体面。邻居有人过生日，也要按上海的风俗，端来一碗面条，一块排骨。一来一往，慢慢就熟络了。一个周六的上午，秀英带着孙女果果一起站岗。打光棍的七十多岁老头买了菜回来，刚好从那里经过。老头说，果果好漂亮啊。秀英说，果果，快叫爷爷。老头笑眯眯的。两下一和好，打那以后，老头的垃圾就分得清清爽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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